本报评论员 肖畅
“华南虎事件”演变至今,可谓跌宕起伏。而当事件真相逐渐浮出水面,我们或许不会有太多庆幸。舆论的质疑,“打虎派”的步步紧逼,如果仅止于揭示虎照堂皇登场的戏剧化成分,那么我们人人都不过是完成了一次新闻消费的拉力赛。
但是,“打虎”的过程,并非娱乐,而是信息时代的“打假”,更是社会文明的自我纠偏。“华南虎事件”并非始于照片的出现,而是随后而展开的一系列新闻发布会、科考、自然保护区的申请等等。事实上,组织专家组进行科考以及其他一些配套活动,都需要耗费大量公共财政资金,这些资金来源于纳税人。现代社会,公共财政的支出应该进行必要性的论证,并且要公开透明,接受公众监督。在虎照真伪尚无权威认定的情况下,公众有权质疑花费资金进行科考及相关工作的合法性。媒体不懈追问“华南虎事件”的原因之一,正是希望由此能够建立一种符合现代社会的民主、科学及透明的公共财政制度,而非像以前或在其他领域那样,公共财政不规范、缺乏监督、自由裁量式的使用。
有了科考报告,申请自然保护区是水到渠成的事情。如果一切按华南虎照片“真实”的前提推衍,这事就算有了“最终”结果。毕竟,争取自然保护区就是争取资源,这个利益问题,即使不是提前预见,总会在老虎照出现之后而被反复考量。当然,有了环保区,能否亲见老虎倒是次要的,只要它的存在被种种信息所证实。最初,公众的信任,正是源于这个看似有条不紊的信息处理机制一步步向前。而“华南虎事件”到如今,人们发现这种信息常识遭到人为的颠覆。
在信息时代,虚假的信息是很容易证伪的。“华南虎”质疑之声出现时,当地政府部门起初用“鸵鸟政策”回避了一些问题,以期延续事件传播的“真实”状态,甚至有官员不无委屈的表示,“网民为什么如此不相信政府的新闻发布呢?”公众舆论与当地政府部门的这种情绪、心态乃至行为的错位,反映出目前一些部门面对新时代条件,处理问题、危机公关等能力的不足。
在以前,面对意见相异的声音,相关部门可能会习惯性的采取管制等方式消弭矛盾,这种方式曾经的奏效,在一定程度上也因为信息的不对称。但在信息时代,面对公众舆论,政府部门则需要更为积极、开放的姿态,真相不会因任何“闭口不言”而渐趋消逝,疑问也只有在信息的公开透明中才能得以澄清。因此,“华南虎事件”的背后,还存在着政府部门转型以适应时代需求的大命题,如何处理该事件(不应是消极沉默),对于当地政府部门而言,是一种考验,更是一次机会。
因此,我们不断追问“华南虎事件”,擦拭蒙在真相之上的灰尘,就是要以此为鉴,去肃清我们社会中一些并非完善的信息机制、治理模式。此事件之所以能从学术视野走入全民视野,正在于其被诸多社会问题所投射,诸如媒体公关、财政监督乃至科研的独立,等等。只有在不断的追问中,我们才能相信,“华南虎事件”给予了我们足够启示,让我们的社会有更充分的自我纠偏机制。
|